中新网昆明5月10日电 (记者 刀志楠)记者10日从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获悉,根据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任命杨健为云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正厅级)。

公开履历显示,杨健为白族干部,1963年10月生,云南鹤庆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其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任职于云南省大理州,长达35年。

发放消费券是政府行为,能否依法依规,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是反映地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黄晋指出,根据2020年1月1日实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规定,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滥用行政权力,如不经任何程序指定哪家平台,就明显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和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要求。因此,政府行为要依法依规,考虑公平,不能只与一些大的平台合作,也要考虑到中小平台,政策制定要考虑覆盖面和受益的广泛性。

2020年2月24日,大理州大理市因违法扣押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口罩问题,大理州及大理市多名干部被问责,时任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时任大理市长杜淑敢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杨健再次被诫勉问责。

记者发现,门口验票处设置的一台电子测温仪已经在游客验证入园的几秒钟同步完成了测温。而这种电子测温仪,在颐和园的6个门区均已安装,实现游客快速测温。

目前,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国各省市都推出消费券用以提振疫情后的消费恢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日,全国已有30余个地区发布相关政策。相较于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更能直接地转化为实际消费。

由于各个平台领域不同、服务资源不同,用户群体特征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避免合作平台单一化。于凤霞表示,不同类型的平台,都有独特的优势,比如支付类平台覆盖面广是它们的优势,但与地面商户的联动方面相对弱一些。综合类的生活服务平台,它们与线下商户联系比较紧密,消费场景较为丰富。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评判不同类型平台优势,充分发挥其互补作用。并且如果只选择某一类平台,也会增大不法分子在技术上作弊和钻空子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竞争法中心副主任黄晋表示,政府要与平台结合发放消费券,因为政府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有限,因此要找有能力、有经验、多场景的综合服务类平台,通过大数据模型,将消费券的设计更加细化,引导促进受疫情影响的非刚需行业消费。

这一轮消费券发放,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选择了和平台企业合作,并初步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近期各城市地方政府联合美团推出“安心消费节”。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电子消费券上线72小时,银川市参与活动商家交易额比未参与活动商家的周同比高出409个百分点。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疫情,起初出台政策从简从权,忽视了很多问题,这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与会专家认为,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消费能力的释放可能在四五月份才能真正到来,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地方推出消费券,因此,下一步消费券的发放就需要考虑规范。

依法发放消费券,营造公平环境

对于地方政府与平台合作的好处,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认为,通过平台发放消费券,可以消除一些弊端。过去纸质消费券不仅发放效率低、匹配度低,还容易产生一些道德风险。通过与平台结合,可以借助大数据提高效率和精准度,把这些弊端降到最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前的消费市场遇冷,消费券成为各地政府刺激消费复苏的首选方式。

游玩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杨健曾两次被问责。

消费券也应注重发给小微商家

公园内的秩序井然也离不开园外属地政府的配合。记者从海淀区青龙桥街道获悉,街道与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派出所等单位密切配合,建立无缝衔接的共同责任体系,实施24小时值守制度。

借平台发放消费券,精准评估发放效果

2020年4月,大理州政府官网显示,杨健已离任大理州政府。(完)

平台资源各异,地方莫单一选择

呼吁出台消费券相关指导性意见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认为,消费券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直接刺激消费增长,具有乘数放大效应,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另一方面,消费券可以指定用途,对特定的领域形成拉动的作用,比如发放乡村旅游、餐饮、本地生活服务的消费券等。同时,也可以针对贫困人口等特殊人群发放消费券,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对稳定就业、推动复工复产,都有积极作用。

消费券发放不但要有效率、有效果,更要保证公平性。对此,黄晋表示,发放消费券是财政支出,其实是一种补贴。作为政府补贴,政策实施一定要合法合规,要注意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在使用平台进行发放时,不能随意指定哪家平台做这个事情。

而针对今年消费券发放对象和发放方式呈现出的新特点,董超则指出,消费券应主要发放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餐饮、旅游业和本地生活服务,及疫情后消费需求增多的行业,如体育健身、教育和智能设备,激发长期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

不一会儿,一对夫妻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打算入园,佩戴口罩的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去,在距离他们两米左右的位置停下问:“您好,请问您预约了吗?”“预约了,拿身份证进去就行吧。”“是的,孩子有身份证吗?”“有。”“您在验票机上扫一下身份证就行了。”一家三口在得到明确提示之后,只用了几秒钟就迅速验证入园了。

消费券发放公平性的另一面既要保证大企业和小企业公平地发放,同时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商家也不应被忽视。

芬兰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的目标是,进一步减少横跨瑞典与挪威既有通勤区的人员移动。”

如果政府发现金,可能会流入到储蓄里,也可能用于其他用途,如支付房贷甚至是投资,并且也不会全部进入到地方政府预期的产业。

对此,马亮呼吁,针对消费券发放,有关部门应出台一些指导性的意见进行监管和规范,地方政府再跟进,从而避免一些乱象。通过政策自上而下的规范,地方政府的相互学习,既可以规避法律风险问题,还可纠偏各地方实施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

消费券通过平台发放具有很多好处,那么如何保障平台间公平竞争,形成良性的政企合作,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焦点。

相较于给居民发放现金,消费券会更有利于刺激消费。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表示,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引发总需求扩大,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带动企业用工增加,再带动居民收入提升、增加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消费券通过平台企业发放,有实现更多可能的空间。马亮认为,一方面,平台拥有大数据优势和算法支持,可以实时追踪消费券的使用时间、地点和方式,政府可以借此不断优化和调整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拉动消费的任务交给平台,平台可以设计不同的消费券使用方案,同时也便于政府更精准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

消费券发放应向非刚需领域倾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依绍华认为,此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小微商家。地方政府可以重点向其发放消费券,通过打折促销方式,或者直接给消费者发放针对某些小微商家的消费红包,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活力。通过补贴小微商家方式,可以使消费券惠及到更多人群,刺激消费。

上午9时许,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气温也相比昨天有明显的转暖,记者来到平常客流量最大的颐和园东门,发现偌大的广场上,只有保安和几名工作人员,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身影。广场入口处的显眼位置,竖立着公园限流公示牌和预约购票指示牌,售票窗口前设置了游客排队一米线,因为已经实施了预约购票,所以只开放了一个窗口。所有工作人员均佩戴口罩和手套为游客服务。

记者随后在门区停留了约半个小时,发现约有不到20名游客零零散散从东门进入颐和园。走进东门,景区内的人流更加稀少,大约走五六十米才可能见到一两个人。园内所有的展览和活动都已经暂停,德和园等园中园景区门前也都张贴着关闭通知。另外,园内全部12处堂食餐饮点、商业店铺85%停业。园内人流稀疏,秩序井然。

此前,芬兰政府宣布自3月19日起关闭边境。边境管制期间,公众不能出国旅行,这适用于公路、海运和空运。从国外返回芬兰的人需隔离14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马亮则认为,消费券有使用截止日期,所以对拉动消费见效很快。而且通过平台发放的消费券都可以限定用途,精准施策。同时,它会起到明显乘数效应,消费者为享受补贴,也会不断增加消费。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园内瞬时承载量达到0.6万、0.7万、0.8万人次时,或最大承载量达到1.8万、2.1万、2.5万人次时,将及时启动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分别实施“减缓入园、暂停入园、只出不进”应对方案,并在门区售验票窗口、官方网站及微博适时发布预警消息。

消费券可以限定用途,释放消费潜力

不过,消费券究竟应该怎样发放才更公平、最大化激发乘数效应,值得深入探讨。在此,4月5日新京报举办以“最大化激发消费券乘数效应”为主题的线上学术研讨会,围绕消费券发放的背景、特点,如何通过与平台结合,来发挥消费券最大化的乘数效应及发放公平性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消费券可以与不同平台合作,发放到不同行业领域,但也有不少应该注意的问题。

消费券发放不可回避“公平”

2019年12月24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发布通报称,2018年10月22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回头看”督察发现洱海生态环境存在问题。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给予大理州委、州政府7个单位问责,给予23名领导干部问责。其中,时任大理州长杨健被给予诫勉问责。

对于刚需和非刚需问题,黄晋也表示,像疫情期间的口罩和酒精属于刚需产品,而我们这次发放消费券应倾向于非刚需行业和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如餐饮行业、文旅、本地生活服务等,他们具有较长产业链,横向关联行业较多,可以带动链条性消费复苏。